西南联大的另一面，这些“九零后”为什么是中国人最美好的样子
今年11月1日是西南联合大学建校84周年纪念日。前段时间上映的电影纪录片《九零后》，又将这所群星璀璨的大学，呈现在社会大众的眼前。
《九零后》的16名主演，年龄最大的已经106岁，最小的也92岁了，平均年龄则超过96岁，是名副其实的“90”后，堪称电影有史以来最“资深”的本色出演。主演者分别是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（99岁）、翻译界最高奖北极星奖得主许渊冲（享年100岁）、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王希季（99岁）、世界焊接学科权威潘际銮（94岁）、中国高能物理学家叶铭汉（96岁）、著名作家马识途（106岁）、原国家物价局副局长胡邦定（99岁）、2012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郑哲敏（享年97岁）、著名翻译家杨苡（102岁）、著名英美文学家巫宁坤（享年99岁）、著名机械工程学家吴大昌（103岁）、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汉斌（96岁）、彭珮云（92岁）、翻译家刘缘子（享年102岁）、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原校长张道一（95岁）、原外经贸部官员罗振诜（享年96岁）。
笔者12年前跟随清华校史权威黄延复先生研究梅贻琦校长，写作《一个时代的斯文：清华校长梅贻琦》，有幸深度走进西南联大校友圈，接触了大量老校友，他们当时大多已近九旬，之后数年多位老先生先后遽归道山，今年五六月份，西南联大杰出校友、著名历史学家何兆武和著名翻译家许渊冲两位先生，以百岁高龄先后辞世。上述16位主演中，馆主曾深入采访过前7位。
这些可爱的“90”后，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中国人最美好的样子。他们个性各有不同，一生经历过大历史变局，始终初心不改，在不同的领域为民族的复兴、为国家的前途奋斗终生，各自做出卓越贡献。家国情怀是他们最深沉的人生底色，他们都有一段共同的经历——西南联大。
他们是中国人最美好的样子
西南联大（1937.11-1946.5）是简称，全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，由清华、北大、南开三所大学合并组成，1938年5月4日在昆明开学，1946年5月4日结束使命。此前在长沙，名叫国立长沙临时大学，1937年11月1日开学，所以11月1日这一天是西南联大的校庆日。
这所在战火中诞生的世界名校，当之无愧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。人们常用“大师云集，人才辈出”，形容这所书写传奇的学校，存续仅8年，影响至今八十多年，而且她的影响仍在延续。西南联大九年总共招录7900多名学生，毕业3800多名学子。其中，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、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获得者、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、9位党和国家领导人、172位两院院士和100多位人文社会科学大师。
当然，不能忘记西南联大师生们在抗战最艰难的时期，响应国民政府“一寸河山一寸血，十万青年十万兵”的号召，先后834位西南联大学子踊跃从军抗战。素来不鼓励学生过早介入政治的西南联大实际掌舵人梅贻琦校长，一旦国家有需要时，他也会毫不犹豫地号召学生，奔赴抗战前线。她的二女儿梅祖彤和独子梅祖彦也是从军学子，梅祖彤在英国人组织的战地志愿医疗队，是西南联大唯一参军的女生。《九零后》中有三位老人许渊冲、叶铭汉、罗振诜就曾弃学从军，为美国援华空军做译员。800多位抗战勇士的名字，都镌刻在西南联大纪念碑上。笔者曾在纪念碑上找到过许渊冲先生的名字，我告诉许先生时，他开心地说，碑上刻有我的名字。
这几年西南联大热，开始以“民主堡垒”、“一二一”运动或民主斗士闻一多先生殉难为主题，然后西南联大杰出学子成主角。西南联大的成功，自由民主固然重要。然而，培养出数不胜数的杰出学子则更是关键。“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”，每位学子眼里的西南联大各有千秋。我们不妨先来听听两位“90后“西南联大学子的说法。
清华大学教授潘际銮先生是南昌大学首任校长，结合晚年掌校的体会，深有感触地总结出母校西南联大的成功之道：八音合奏的团结精神、大师云集的师资团队、通识教育的育人理念、学术自由的问学之道和教授治校的民主作风。他回忆道，即便战时国民党党化教育异常严格，西南联大张奚若教授讲授政治思想史，他指定的必修读物有马克思、恩格斯的《共产主义宣言》，列宁的《国家与革命》。学校允许各种思想存在，很多教授虽讲同一门课，但讲的内容允许不一样。“那时的教材也不统一的，一门课有很多教授开课，内容可以不一样。中国通史就有五名教授开课，《庄子》有两名教授开课，哲学也有两名教授开课。而且因为课程内容不一样，所以教授之间也经常相互听课，相互学习。比如，哲学教授沈有鼎听外文系冯至先生的课，冯至先生听朱自清教授的课，闻一多先生听沈有鼎教授的课，学术非常开放自由。”
一谈起西南联大的时光，叶铭汉先生一脸笑容。他回忆道，在西南联大学习特自由，老师的课堂是敞开的，你可以随意去教室里听讲，也可以在窗户外听课。无论文理工农商学，只要喜欢都可以去听教授讲课。他当年选择土木系时，主要考虑到毕业后的饭碗和出路问题。后因经常与物理系同学在一起玩，觉得物理学更有趣，就自然转到物理系去，不过转系时大学物理考试必须过70分。
西南联大要求理工学生必须修两门以上的人文社科课，他一门选的是陈岱孙先生的经济学。陈先生教书水平高，讲课特别有条理，重要的知识点会特意重复好让学生记下笔记。陈先生讲课时间控制得很准确，每堂课结束时正好是下课时间。这与教数学的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教授大不同。杨教授往往会将没有讲完的内容一直讲下去，有时下节课的教授要来上课了也只好等着。叶先生另一门文科课选的是吴晗主讲的中国历史。陈岱孙先生教的经济学，为叶先生后来的工作建立起成本概念，理工事业也要讲究经济可行性。而现在的一些专家都太专了，文科的没有理科基础，理科的没有文史知识，因此做出的事情总会顾此失彼。
百岁校友眼里的西南联大
杨振宁先生曾在西南联大学习上六年，直到研究生毕业。他觉得，西南联大是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。良好的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，为他日后的杰出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尽管当时西南联大的物质条件极差。然而，师生员工精神振奋，以极严谨的态度治学，弥补了物质条件的不足。“学校图书馆存书不多，杂志往往过了一两年才收到；但就在那座图书馆里，我学到了许多知识。冬天，教室又冷又透风。实验课时，只有少得可怜的一点设备；但是，教授课程系统，准备充分，内容都极深入。”杨振宁在西南联大不仅得到最好的学者吴大猷、王竹溪等名教授熏陶，而且还有邓稼先、黄昆、张守廉等同样出色的一批同学。他们聚在一起，或在陋室里或在茶馆里交谈切磋，海阔天空，探索科学奥秘。杨振宁先生说“我在物理学里的爱憎主要是在西南联大度过的6年时间里培养起来的。”
百岁高龄仍然在翻译世界名著的许渊冲先生认为，“西南联大的成功，主要体现在学术上的成就，没有学术成就，今天人们就不可能感念西南联大。如果不是梅贻琦校长倡导的教育思想，我们这些人也不太容易成才。”他将西南联大的同学简单地划为两派，一派热衷政治，一派专心治学。杨振宁和他都致力于学术。梅贻琦校长曾在西南联大新校舍第一食堂讲过：学生的主要任务是读书，不是参加政治运动。70多年后，许渊冲先生对此记忆犹新，“在梅校长看来，学生的责任就是读书，搞政治不能妨碍读书。要从事政治，学生走出校门进入社会后可以。”他的同学汪曾祺说闻一多先生政治活动参加太多，闻先生说汪用“高射炮”向他高射。闻先生反批评汪曾祺对政治不闻不问，汪说闻先生是对他“俯冲轰炸”。许先生认为，“俯冲”和“高射”就代表了西南联大师生对学术和自由的不同看法。
一向谦和似水的百岁历史哲学老人何兆武先生，在西南联大上过四个系（土木、历史、哲学、外文）念了七年书（研究生毕业），也曾多次跟笔者说过，西南联大民主自由的土壤，得益于当时校园内外的环境。在校园内，师生各种思潮，甚至还有职业学生（年龄较大，通常大五六岁），梅贻琦校长也能够包容。“我多次看见梅先生和我们一起跑警报。梅先生那时快60岁，他从来不跑，神态非常平静和安详，不失仪容，总是手持拐扙，安步当车，神态稳重，毫不慌张，而且帮助学生疏散，嘱咐大家不要拥挤。我觉得他那安详的神态，等于给同学们一服镇定剂，你看老校长都不慌不忙，我们还慌什么？”西南联大自由的气氛给何先生留下极深的印象，在93岁时还跟笔者娓娓道来当年的同学趣事：金岳霖先生上逻辑课时，有一位同学每堂课都跟金先生辩论，说金先生这个不对，那个不对。周培源教授每上完物理课，也有一同学老跟周先生辩论。那位同学虽有一套理论，但周先生觉得他根本就没有弄懂。但是这并不妨碍师生间的论辩。
“最穷”与“最富”
这些年研究西南联大出了不少佳作。不过，这些作品大多从西南联大学子成才的角度去探究，没有把西南联大放进一个时代，一段历史里，更没有把西南联大作为一种独特的组织，从组织建制的角度去研究。今天笔者想从西南联大三大常委梅贻琦、蒋梦麟、张伯苓的角度，和读者朋友一起去看看西南联大的“联”与“大”，这是西南联大的另一面。
西南联大应该说是史上最穷的大学，梅贻琦校长有时也得靠典当旧衣物过日子。即便是破旧的草皮屋顶土墙教室，也常遭日机轰炸。然而，没有大楼，却有大师，群贤毕至，人才济济，硕果累累。毫无疑问，中国史上最穷的大学却创造出史上最富的教育资产。曾任西南联大建设长、西南联大师范学院院长、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（字子坚）教授说：“南开坚定如山，北大宽广如海，清华智慧如云”。如云，如海，如山；自然，自由，自在，这正是西南联大刚毅坚卓的校训精神。
当今许多人努力在探究西南联大创造的奇迹，追问西南联大的学者们为什么能够在那么困难的环境里，培养出那么多展现中国人最美好样子的学子来？三所历史不同、背景各异、特色独具的大学，那么多一流学术大牛，为什么“八年之久，合作无间。同无妨异，异不害同；五色交辉，相得益彰；八音合奏，终和且平”，而没有落入“文人相轻，自古而然”的传统俗套里？
关于这个谜团，仁者见仁、智者见智。但解铃还须系铃人，最关键的答案还在西南联大的三位掌门人——梅贻琦、张伯苓、蒋梦麟的身上。
1937年，梅贻琦48岁正当盛年，担任清华大学校长6年，成绩卓然，声望隆重，开创出清华的黄金盛世，短短数年将“颇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”的清华，带进国内第一流大学行列。蒋梦麟51岁，出道早，执掌老牌北大已经多年，在教育界久负盛名。张伯苓63岁最年长，创办出南开系列事业，社会影响巨大，南开大学当时是中国最好的私立大学。梅贻琦1937年8月最早介入，而1946年9月最晚撤出西南联大校务，他与西南联大共进退，九年时间几乎全身心扑在西南联大上。
在梅贻琦看来，西南联大的成功，在于三校人熟，价值观相近。1946年11月1日，他在西南联大校庆9周年纪念会上，这样解释：“想起九年的工夫，在长沙，在昆明，三校联合的结果很好，同仁都认为满意。今后三校联合精神还要保持并继续。前几年，教育当局说抗战中好多学校联而不合，只有联大是唯一联合到底的。这不是偶然的，原因是由于抗战前，三校对事情的看法与做法，大同小异；人的方面多是熟人。譬如：胡适先生即为清华；冯友兰先生是清华文学院长，是北大校友。他如南开之黄子坚是清华校友；张伯苓先生曾为清华教务长，我本人亦为南开校友，已为‘通家’。间或有远近，但是很好。”
蒋梦麟常说，“在联大我不管就是管”。早在1937年8月，蒋梦麟就委托胡适，致函张伯苓、梅贻琦：“孟邻兄有信与枚荪兄和我。他说，临时大学实行时，‘虽职务各有分配，而运用应有中心。伯苓先生老成持重，经验毅力为吾人所钦佩，应请主持一切’。”
在这封信里，蒋梦麟很老到地提出，三校联合运行时需有一人为主持，所以诚意推举张伯苓为首。他深知张与梅深厚的师生私谊，推举张为首，实际上就是将此重任委婉地交给梅。有趣的是，在西南联大成立之初，张曾对蒋说，“我的表你戴着”。这是天津俗语“你作我代表”的意思，完全信任。蒋对梅也说：“联大校务还请月涵先生多负责”。至于在张伯苓和梅贻琦之间，似乎完全不需要更多的话语和客套，他们之间的信任和默契，有30多年的师生深谊为基础。
属相为牛的梅贻琦，相较年轻力盛，“俯首甘为孺子牛”，行事作风符合清华校风——行胜于言，做事任劳任怨，从不会讨价还价，毅然担负起这一重任，公正刚毅，深孚众望。有时教务长或总务长缺员，他就兼任，认真负责，备受尊敬。
三位大校长的“联”与“大”
从这些看来，西南联大的成功关键，就在于三校之长精诚团结、坦诚互信、勇于任事、不争功、不诿过。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由三校校长和秘书长组成，为学校最高权力机关。按教育部命令，常委会主席由三位校长每年轮流担任。但因蒋梦麟、张伯苓均在重庆另有任职，经常不在昆明，因此，常委会主席自始自终一直由梅贻琦担任。由于得到张伯苓、蒋梦麟的充分信任和授权，常驻昆明的梅贻琦实际掌管校务，在西南联大就有了广阔的施展空间。
首先，在人事上相互支持。北大派出老成持重的郑天挺出任总务长，南开安排经验丰富的黄子坚担纲建设长，清华请出才华横溢的潘光旦执掌教务长，新设的训导长则由南开出身的查良钊肩负。各个学院院长分别由三校教授骨干中优中选优，胡适、冯友兰、雷海宗、汤用彤先后出任文学院院长，吴有训、叶企孙先后担当理学院院长，法商学院院长则由方显廷、陈序经、周炳琳、陈岱孙轮值，顾毓琇、施嘉旸先后做工学院院长，师范学院院长则由黄子坚兼任。这些学者不仅在学术上独当一面，而且在领导力上也同样出色。他们在三位常委的引领下，与全校师生建立起抗战必胜的坚强信念，凭着对国家救亡和民族复兴的高度责任感，九年来不屈不挠，锲而不舍，终克大成。
其次，清华在实际人力、物力投入所占比重较大。经费方面，清华因有庚款，除了应负担的部分外，往往还额外给西南联大补助。师资方面，工学院实际上是清华工学院的延续，北大原无工学院，南开仅有化工系。理学院百余教师中，清华教师占一半以上。因此，西南联大的规章制度，多以清华为蓝本，如教务通则、教授会组织法和一些行政管理制度等，基本上是沿用战前清华的章程。因此，梅贻琦在执掌西南联大时，在校政组织和运行上，相对比较顺畅。
第三，三人谦逊如水的君子德风、忠诚不二的教育理想和坚定不移的救国信念，使他们能够无私地将各自的资源，融合在一起，共同服务西南联大。
其实，张伯苓的放手和蒋梦麟的不管，并非置身于西南联大之外。以当时两人在政界、军界、商界和社会的影响力，在主观上、客观上都为西南联大在昆明的顺利发展，拓展了良好的外部环境。后期，西南联大师生频繁涌起的学潮巨浪，如无张、蒋二人在外的巧妙斡旋，恐怕今天就未必有人们津津乐道的“民主堡垒”了。西南联大校友在回忆母校时，较少提到与他们始终在一起的梅贻琦校长，而张、蒋二校长就更被“忽略”了。不过，这是可以理解的，因为这些校友们年轻时接触比较多的，是那些学富五车而又个性迥异的有趣教授们。他们自然不会注意到，为他们提供这样平台的幕后人。
当然，西南联大三校九年当中并非无杂音，只不过，杂音没有变成主旋律而已。钱穆先生在《八十忆双亲·师友杂忆》书中写过，自由散漫的北大学人曾对梅贻琦长期主政校局有不同意见，但蒋梦麟则要求教授们以救国大局为重，相信梅先生的为人处事。
站在不同的角度，人们当然可以得出西南联大不同的成功之道。张伯苓、梅贻琦、蒋梦麟三位大校长精诚团结、合作共事、教育救亡的共识和精神，无疑是永恒的西南联大与其他速朽的联合大学之间的最大区别。而这其中，最重要、最坚实的基础，是张伯苓和梅贻琦的师生友谊，他们惺惺相惜，鼎力支持，默契共事。
今天全国高校都在致力创办世界一流大学，曾是世界一流大学的西南联大自然备受人们感念。西南联大荣誉校友、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易社强（John Israel）先生在《战火和革命中的西南联大》一书中说，“联大的许多遗产已经奉献给了世界。在艰苦的环境下，保持着最尊贵的思想和精神；在战争和革命的年代，展示出通才教育的适应力，联大为自己在人类的奋斗史上赢得了一席之地。”
的确，当年的西南联大师生们不着戎装、以笔为矛，庚续中华民族的文脉，同样在进行着文化的抗战，其意义不亚于对领土的光复。
钟秀斌，梅贻琦教育思想研究学者。合著出版《一个时代的斯文：清华校长梅贻琦》《梅贻琦画传》，主编出版《何兆武思想文化随笔》等著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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